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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一派[3/3页]

　　其次，许多正一道士亦受明王室的尊崇。洪武四年（1371）龙虎山道士邓仲修随张正常入觐，次年应诏入京，留居南京朝天宫，主祀祠之事。傅若霖屡随张正常朝京，洪武初被诏留京师，授格神郎、五音都提点、道录司左正一，掌神乐观事。卒赐祭葬。洪武七年明太祖以灵宝斋仪失于文繁，又命邓仲修、傅若霖与南京朝天宫住持宋宗真等删繁摭要，重新修纂，并“设筵以宴享之”。明太祖为新纂之书（即《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所作的御制序文中称：“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了明太祖对正一道的偏爱及其崇奉正一道的用意。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闻赣县祥符宫道士刘渊然“颇能呼召风雷”，遣使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以后刘渊然在仁、宣之世被赐号真人、大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成为明代著名的高道。太祖以后诸帝继续崇奉正一道。据娄近垣《重修龙虎山志》卷七所载，仅从龙虎山调赴京师任道录司官员的道士就有林靖乐、曹大镛、邓景韶、操克宏、颜福渊、黄嘉佑、龚继宗、连克章、王时佐、方定相、陈善道、吴尚礼、邵启南等十余人。

　　至于明世宗之宠信道士邵元节，更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据《明史·邵元节传》等载称：邵元节（？～1539），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嘉靖三年（1524）征召入京，嘉靖五年（1526）封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赐银印，领道教事。寻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嘉靖十五年，为世宗建祈嗣醮，该年皇子诞生，录其祷祀功，授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徒、师咸进高秩。嘉靖十八年逝世，赠少师，赐祭十坛，有司营葬，用伯爵礼，谥“文康荣靖”。

　　接替其事的道士陶仲文（？～1560），所受宠信更超过邵元节。

　　除授封真人、礼部尚书外，相继授少师、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陶仲文虽非出身龙虎山，但亦属正一派道士。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明统治者的支持下，正一派道士还编纂成一部《道藏》。成祖即位初年，曾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永乐四年（1406），又“敕真人张宇初，前者命尔编修道教书，可早完进来，通类刊版”。5永乐八年，张宇初去世，诏令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

　　宣德二年（1427）张宇清卒，未完成。明正统年间又继续纂修，到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板，十年竣事，命名《正统道藏》，计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明神宗万历年间，第五十三代天师张国祥又奉命续补《道藏》三十二函，名《万历续道藏》。以上正、续《道藏》共五百十二函，五百四十八卷，即现今所存唯一的一部《道藏》，为保存道教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明中叶以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制度的动摇崩溃，原来产生于封建社会并为之服务的道教难以自我调整，加上此后的封建统治者大多不崇尚道教，故正一道从此进入衰落时期。正一道首领、即历代“天师”在明中叶后所处的境遇就是最好的说明。嘉靖中嗣教的四十九代天师张永绪，“嘉靖末卒，无子。吏部主事郭谏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请夺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议，巡抚任士凭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号，改授上清观提点，秩五品，给铜印，以其宗人国祥为之”。6至五十二代张应京，由明入清。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笼络汉人计，从五十二代张应京至五十五代张锡麟，尚能大体承袭先爵而不坠，续封正一嗣教真人，光禄大夫。但好景不长，乾隆、嘉靖以后，其境遇即每况愈下。乾隆四年（1739），命“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议处”；7乾隆十二年（1747），“覆准张氏真人……前因无案可稽，两遇覃恩、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逾分，理应更正。……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例”；8乾隆三十一年谕“正一真人向系承袭一品，……未免太优，遽降五品，亦未免过于贬损，著加恩视三品秩，永为例”；9乾隆五十四年谕“正一真人，嗣后著五年一次来京”；10嘉庆二十四年（1819）谕“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11道光元年（1821）谕“瑺弼奏，正一真人张钰恳请来京叩谒一揭，张钰前经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12中国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教权必须绝对服从皇权。“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徒道安语）明中叶后历代皇帝对正一道首领的态度如此，其教之衰落不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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