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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五节 对日处理研究[2/3页]

　　胡适倡议召开重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际会议，也就牵连之下邀请了他们。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英文名称为institutepacificrelations，日本称之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但中文名称则繁多。其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会员多为学界中人，中国的余日章、胡适、颜惠庆、蒋梦麟都曾担任过该会领导职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觉承担起了国民外交的任务，希冀通过国民间的对话和交流，缓和中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因而一面主张政府对日忍让，一面利用学会年会召开之际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反侵略立场。

　　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召开之时，适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事变做出了“低调”反应，大会主席及中国代表团团长胡适在会议开幕词中说，虽然中、日之间没有正式公开的战争，但这两个国家，确已处在战争的状态中，全中国的人都被一种强烈的耻辱和怨恨的反感燃着了。不过胡适并未就此谴责日本，而是话锋一转，谈起了太平洋学会的理念。他说：“我们在此，不是来哭，也不是来笑，只是来明白一切。我们在此，不是来教导，只是来互相交换意见。”反对在对日问题上“唱高调”，这是胡适的基本主张。胡适认为战争是一件大事，作为民众领袖应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否则就不能算他尽到了对国家的责任。而作为民众则应冷静地考虑替代战争的其它方法，单凭爱国主义是救不了国的。

　　日本会员认为，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保证条约的权利，是一种“自卫”。它的外交官随时准备与中国的外交官谈判解决当前面临的争端及争端背后的问题。中国会员表示不能接受日本的“防卫”理论，并指日军在满洲的行动是侵略。中方坚持通过国际联盟签约国的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领土上撤军。只有侵略军完全撤走之后，才可能与日本进行谈判。

　　但是众所周知，不管是这个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是国民政府，此时都无法战胜对手日本，所以学会的实际研究成果，不管怎么样处理都对事实与事无补。

　　到了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胡适也感到这一次已非两年前的状况可比了，对日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言论上也从“低调”转为“高调”，主张不惜一切与日作战。

　　1936年8月15日至8月2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次年会在美国玉斯美公园举行，胡适第三次率团出席。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

　　胡适在会上一改前两次会议上对日本的温和态度，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其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oo-┈→ωωW.ｂＫXＳ.иΣㄒ༊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

　　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

　　从主张忍让到主张抵抗，这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的一种态度转变。这种变化表明，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国知识界人士终于认识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只有全民族的抗战，彻底消除这一危险，中国社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争取外援以打败日本。由于英、美、苏各国在中国全面抗战的最初两年间，都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就成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所致力的目标。

　　1939年11月18日至12月2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次年会在美国弗吉尼亚比奇举行。其时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持续了两年多，欧洲的战争也已有三个月之久，中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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